文／蔡佩倫 圖／故事工廠 編輯／張熙穎
電視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，是台灣第一部以隨機殺人案為主題的電視劇，涉及媒體道德、精神醫療現場與法律刑罰，不僅提高觀眾對台灣戲劇的期待，更帶動觀眾主動思考司法改革議題。作為公民，如果能讓世界變得更好，你會做出什麼選擇？
- 倖存者的選擇
每當出現隨機傷人案件，網路社群及傳統媒體，紛紛熱議精神疾患的可憐和可怕，彷彿現在確實就是「眾生皆有病的社會」。其中，也不乏討論「我們與惡距離多遠」。可惜的是，卻鮮少有人討論「我們與犯罪有多遠」，甚至是「我們與精神疾病有多遠」。
劇中，律師王赦曾經因為年少輕狂，差點誤入歧途，捲入一起鬥毆致死的刑案。視如手足的朋友，分別被判定無期徒刑與死刑。自認逃過一劫，讓王赦內心產生極大的倖存者內疚*。他心裡明白，自己距離犯罪太近，於是選擇鑽研法律專業，投身捍衛人權的志業，為當時自己沒能阻止憾事而贖罪。
同樣懷抱倖存者內疚，還有媒體人宋喬安。陰錯陽差之下，她離開槍擊現場，卻沒能保護她的孩子。伴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，「活」本身就是極度疼痛的悲傷。為了逃避痛楚，她選擇工作與酒精麻痺自己。然而，若沒人能夠溫柔地接住宋喬安，在工作的高壓之下，她也將與精神疾患越走越近。
- 多數決就是正義？
一個人為自己做選擇，好壞全由自己接受。但是，當一群人做出選擇，結果由誰來承擔？
社會學家勒龐*，對於一群人做出的選擇不甚肯定。他認為，當個人進入群體，個人的思想與情感將被同化，因為群體會消滅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。一旦成為群體的一員，他的所作所為就不再承擔責任。勒龐甚至消極地推論，群體相信的從來不是真相和理性，而是盲從、偏執和狂熱，能被群體約化接受的，只有簡單而極端的情感。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全民公投劇場版，除了劇中每個角色，為自己想要的人生做出選擇，編導也在關鍵時間點，率先投出第一顆震撼彈：請問您是否支持立刻執行李曉明的死刑？
然而，這個問題如同絕大多數的公民投票一樣，觀眾對於死囚現況一知半解、投票刻不容緩的時間壓力下，匆忙做出決定。直到進入下半場才發現，原來排在李曉明之前，已經有五十二名死囚。
當手上的一票，沉重到足以顛覆司法程序正義。作為觀眾、作為公民，你，又能為此負責嗎？
- 國民法官們，準備好了嗎？
當然，除了在社群網路上大吐苦水，其實你還有機會做出維護正義的抉擇。
為了司法更加公開透明、做出具有人性的判決，西元2020年，台灣立法院通過《國民法官法》，將在2023年正式執行。屆時，將挑選六名非法律從業的公民作為國民法官，組合三名職業法官，排除青少年案及毒品案，共同一審「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」或「故意犯案致死者」相關案件。
換言之，有國民法官參與判決的案件，較多機率為犯人「殺人」或「貪污」。與美國陪審團制度不同，相似日本參審制，國民法官將與職業法官共同做出有無罪行的判決之外，也負責制定有罪的刑度。
但是，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，明白肩負著這份公民的義務嗎？或者，對於維護正義當仁不讓的你，有決定他人命運的覺悟嗎？
- 為了什麼投票？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全民公投劇場版，在關鍵時間點喊出暫停，邀請觀眾進行投票。第一個問題，名面上決定殺人犯李曉明當下的生死。實際上，決定的是「我們是否應該為了執行實質正義，而違反程序正義？」
第二個問題，則因為第一個問題做出不同的選擇，有不同的發展。也許，在第二個問題來臨之前，應該先喘口氣，捫心自問：眼下投出的這一票，為了什麼？
人們總是汲汲營營規劃自己的人生，為了美好的未來錦上添花。可是，一旦面臨如疾病或意外等等陌生的情況，卻沒能為自己雪中備炭。所謂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」，難道我們能夠確保，自己與疾病的距離，或是與犯罪的距離，真的這麼遙不可及而能明哲保身嗎？
社會學家勒龐，雖然發表諸多群體不理智的論述，但對於群體的行動力，給予高度肯定。他認為，個人只會做出自私的決斷，但是群體，卻能令人犧牲自己短期利益，打造對群體未來互惠的環境。對於歷史的更迭，並非一己之力可以達成，但是結合群眾的力量，卻可以有效打造全新的制度。
或許，正因為這世界的判斷標準，沒有絕對的善惡兩立，聖賢有不堪回首的過去，罪人也該有改過自新的機會。請問，你是否願意為了維護正義、為了社會福祉，做出更好的選擇？這次沒有時間限制，先讓我們一起找出方法，別急著決定。
*倖存者內疚：由英國心理學家Stephen Joseph提出。意指個人經歷創傷事件後存活，認定自己有錯，為自己的倖存感到內疚，甚至期望自己遭遇不幸。
*參考資料：法國社會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著作《烏合之眾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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